金宁市的丁思成和古鸿生是全市乃至全省的大收藏家。

但在汪昆仑看来，古鸿生只是个有眼力、有胆量的生意人，他在国内外倒腾古玩，且常与盗墓者打交道。

只有丁思成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收藏家，这不仅因为他德高望重，知书达礼，藏品丰富，还与他的家史有着很大的关联。

丁思成今年已年过七旬，其曾祖父辈先后有三人为雍正和乾隆朝的进士，官至翰林院编修。

他的祖父当过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（曾当过民国大总统）的秘书。

父亲则是民国晚期著名的银行家、收藏家、甲骨文专家。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其父主动捐献给国家三千多册古藉，其中多为善本，也有一些孤本，含四百件珍贵碑帖拓本，一百余幅名人字画。

也正因为他的义举，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，他家得到了政府的特别照顾，留下了部分藏品。

可在“运动”中，他家的全部藏品被没收，共计一百箱，丁思成的父亲也悲愤离世。

“运动”结束后，按政策返还文物，丁思成只收到48箱，其余的不知是在辗转中遗失还是被人侵吞了。

丁思成从此继承了祖辈留下的劫后余生的古玩藏品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他将原来居住的四合院改成三层别墅式楼房。

藏品除了少量用于摆设，其余都贮存于地下收藏室中，从不向私人出售任何藏品。

只有国家博物馆有次上门征集时，他才忍痛割爱几件。他视藏品为家人，每出去一件，都恋恋不舍，唏嘘不已。

他的儿子丁士国经营房地产赚得盆满钵满，也继承了祖辈爱好收藏的衣钵，将闲钱用于购买藏品，遂使藏品日臻丰富。

丁思成父子不仅热衷收藏，且致力于研究藏品的历史文化价值，有独到的见地。

这种文人气质，可从他俩的名字略见一斑。

“思成”出自《诗经》的“汤孙奏假，绥我思成”，其中的“思”为语气助词，“成”即成就之意。

“士国”则出自《诗经》的“思皇多士，生此王国”。

可见，父子两人的名字颇有文化内涵。近年有学者认为，取名既蕴含着父母对下一代的期待，于孩子本人也有心理作用。

汪昆仑与丁思成已相识二十多年。大学毕业后，他与大学同学夏中华就拜丁思成为古玩鉴定的老师。

此后，夏中华成了江河市博物馆馆长和知名专家。汪昆仑则把古玩店开得越来越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