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春林同志！”那位社科院的副院长猛地站起身，“我们不能再沉默了！我们不是在反对祁书记个人，我们是在反对他这种‘动摇国本’的行事方法！我们是在救汉东，是在救我们党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‘干部秩序’！”

他从公文包里，拿出了一份厚达数十页的打印稿。

“春林同志，这是我们几个老家伙，这半年来，冒着‘数据恐怖主义’的风险，搜集整理的一些‘情况’。我们一致认为，这份材料，不能只留在汉东。它必须被送到京城去！送到那些真正能决定汉东命运的、更高层领导的案头上去！”

吴春林的手，微微颤抖了起来。

他接过了那份打印稿。

封面上，一行黑色的宋体大字，触目惊心——

《关于汉东省“数据化”政法改革引发系统性危机的万言书》

吴春林一页页地翻看。他的心跳，在不受控制地加速。

这份“万言书”的水平，极高。它通篇没有一句指责祁同伟“腐败”，反而先是“高度赞扬”了祁同伟在反黑除恶上取得的“巨大成绩”。

紧接着，笔锋一转，开始系统性地、用一种“痛心疾"首”的笔调，罗列出了祁同伟的“三大原罪”：

第一：任人唯亲，公然破坏组织程序，大搞“政法新军”。

信中写道：“……祁同伟同志绕开省委组织部的正常考察程序，强行提拔‘海州案’、‘京州案’中的所谓‘功臣’。石磊、方志新，皆为其‘暗剑小组’的私人班底；林峰、李莎莎，更是其一手从基层提拔的‘技术亲信’……短短一年，汉东政法系统的中坚力量，已尽数换成了‘祁家军’。一个忠诚于省委，还是忠诚于他祁同伟个人的‘山头’，已然成型！这是在动摇我党‘党指挥枪’的根本原则！”

第二：滥用职权，大搞“数据恐怖主义”，严重侵犯干部隐私。

信中写道：“……那个所谓的‘超级模型’，已经成为了悬在汉东省全体干部头顶的‘数字利维坦’。它无时无刻不在监控着干部的私人通话、银行流水、乃至社交轨迹。同志们之间正常的交流，被判定为‘勾结’；与商界的正常往来，被判定为‘利益输送’……汉东官场，已陷入‘道路以目’的白色恐怖。这究竟是‘技术反腐’，还是新时代的‘数字东厂’？！”

第三：急功近利，打击面过宽，造成‘人才断层’与‘系统性怠政’。

信中写道：“……‘刮骨’运动，用力过猛，将大批经验丰富的老同志‘一刀切’。而被火线提拔的‘新人’又无法胜任，导致全省司法系统出现严重的‘人才断层’。更可怕的是，在‘数据恐怖主义’的高压下，‘不作为’成了干部们自保的唯一手段。刑事案件虽然下降，但关乎民生的民事案件、行政诉讼却大规模积压，无人敢管，无人敢判。汉东省的社会治理，正从一个极端，滑向另一个‘懒政’的极端！长此以往，民怨沸腾，汉东危矣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