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一向不太过问具体政务的几位元老，也打来了电话，语气沉重地提醒唐启，林毅在军中旧部众多，处理不当，怕引起动荡。

这些声音，像无数根细绳子，缠绕在唐启的身上，越收越紧，让他几乎透不过气。他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踱步，烟灰缸里的烟头堆得像座小山。

他想起李仲公最后一次来汇报工作，那时他还不知道这家伙背地里的勾当，李仲公侃侃而谈，如何整顿吏治，如何让法律成为悬在每一个官员头上的利剑，那副忧国忧民的样子，现在想来，真是莫大的讽刺。

就在上个月，还收到过边境部队的报告，因为军饷被层层克扣，士兵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冰天雪地里站岗，冻伤了好几个。那些克扣的钱粮，是不是就有林毅倒卖军火赚的“利润”的一份？

两种力量在他脑子里激烈地搏斗。一边是人情，是现实，是稳定，是“不得已”的妥协；另一边，是理想，是法律，是民心，是这个新生政权能否活下去的根基。

他清楚地知道，如果这次开了口子，饶过了林毅和李仲公，那么所谓的《反腐败法》就会立刻变成一纸空文，成为天下人的笑柄。

以后还有谁会相信法律？那些正在观望的、手脚不干净的官员，会更加肆无忌惮。这个他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国家，用不了多久，就会从内部开始腐烂，重蹈覆辙。

到时候，他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弟兄？怎么对得起眼巴巴盼着过上好日子的老百姓？

就在这煎熬中，敌方，或者说，那些潜在的、希望这个新政权垮台的势力，也没有闲着。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日本料理店的隐秘包厢里，几个穿着和服和西装的人正在低声交谈。

“唐启这次是骑虎难下了，”一个留着仁丹胡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抿了一口清酒，眼中闪着狡黠的光，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