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额头上已满是冷汗，他低声咒骂道：“妈的，他们真把我们当恐怖分子了。”

天亮后，城市苏醒。

林枫在人声鼎沸的菜市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见到了李主任。

这位在体制内工作的中年男人，眼神里满是忧虑，他将一份折叠起来的复印件塞进林枫手里。

“信衡科技的动作比我们想象的快，”他压低声音说，“他们在全市布下了十二个‘信息净化点’，动用了最先进的设备，专门压制和定位任何异常的广播信号。”

他用手指在复印件上一处用红笔圈出的地点点了点，正是城南垃圾中转站。

“你们那里，已经被他们的系统自动标记为‘一级风险传播源’。”

林枫展开那张纸，在密密麻麻的技术术语下方，一行盖着红色内部公章的结论刺痛了他的眼睛：“建议进行物理拆除。”

他感到一阵寒意，但随即，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中升起。

他抬起头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李主任：“如果它不仅仅是一个垃圾站呢？如果这样的声音，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响起，他们拆得过来吗？”

当晚，赵子轩通过他们建立的秘密渠道，发起了一场名为“一人一句，我的声音”的活动，号召所有被评分系统伤害过、压抑过的市民，用手机录下一句最想说的话。

这个活动像一颗火种，瞬间点燃了压抑已久的干柴。

二十四小时内，三千二百条长短不一的语音文件如雪片般涌入他们的匿名邮箱。

有失业工人的怒吼，有被算法判定为“低潜力”的学生的哭泣，有失去养老金的老人的哀求。

陈默通宵达旦，写出了一个自动混剪程序。

从此，垃圾中转站的广播内容不再是单调的宣言，而是一个由三千二百个真实灵魂汇成的、每小时都在变化的交响曲。

张野则发动了他的人脉，组织了一群同样被系统抛弃的失业青年，他们两人一组，轮流在中转站外守夜。

每人带着一壶热水，一床军大衣，伪装成值夜班的环卫工，既是放哨，也是守护这片属于他们的阵地。

第一晚，广播响了七次，城市上空的电波中，第一次充满了如此真实而痛苦的呐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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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“舆情应急车”再出现，一切平静得不可思议。

第四天清晨，林枫在例行的信号监听中，听到了一个全新的声音。

那是一个孩子的录音，他用稚嫩的、带着电子辅助设备特有的机械音，一字一句地朗读着：“系统说，我因为视力障碍，‘社会参与度低’，给了我43分。可是，我每天都在用耳朵，听这个世界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