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……我调研时听到一些反映……”我试图辩解。

“反映可能有。但写在正式文件里，就是定性。‘部分’是哪些？占比多少？‘思想僵化’的具体表现是什么？有没有具体事例支撑？你这一句话出去，可能打击一大片，让那些原本可能支持改革，但只是心存疑虑的同志站到对立面。改革，首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不是到处树敌。”

我哑口无言。

“还有这里，”他指向另一处，“你引用西方经济学理论，论证产权明晰的重要性，理论本身没错。但我们的国情是什么？我们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是简单地照搬理论，还是探索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路？要考虑社会承受力，要考虑职工安置，要考虑社会稳定这个大局！纸上谈兵，容易；结合实际，难啊。”

他的批评并不严厉，甚至可以说是语重心长，但每一句都像一把小锤子，敲打在我那套建立在书本和理想主义之上的认知框架上。我感到一阵阵心虚和……羞愧。

“秘书长，我……我可能太想当然了。”我低下头。

周省长摆了摆手，语气缓和了些：“不是想当然，是还没完成从学生到干部的转变。学校的任务是提出问题，甚至鼓励质疑；而我们工作的任务，是解决问题，是在复杂的现实中找到可行的路径。这需要的不只是知识，更是智慧，是平衡的艺术，是对‘度’的把握。”

他拿起红笔，在稿子上仅存的几段未被划掉的内容旁点了点：“比如你这里提到的，‘在试点企业中引入职工持股，激发内生动力’，这个方向就很好，有调研，有初步构想，虽然还不成熟，但抓住了‘人’这个关键因素。写材料，要像打阵地战，集中优势兵力，攻克一个有价值的山头，而不是四处开枪，流弹伤人。”

他重新戴上眼镜：“拿回去，重写。就围绕‘职工持股试点’这个点，把国内外成功案例找出来，把可能出现的风险预估到，把具体的操作步骤，哪怕是最粗的框架，给我列出来。其他的，全部删掉。”

“是，秘书长！”我连忙起身，双手接过那份布满红色批注的稿子，感觉重若千钧。

“记住，”在我转身欲走时，他的声音再次传来，“思想需要打磨，就像玉石。去掉棱角，不是为了磨灭它的光芒，而是为了让它更能融入现实，发挥真正的价值。去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