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办公室，周省长正在接电话，脸色很不好看。

“……老领导，情况我清楚，但这项改革是经过充分论证的，关系到我们省工业未来的竞争力……是，我知道有风险，可不改革风险更大！……好，好，我再想想。”

他挂断电话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靠在椅背上，揉了揉太阳穴。我默默地把文件放在他桌上，给他换了一杯新茶。

“是钱老书记？”我轻声问。钱老书记是省里退下来的老领导，德高望重，他的话，很多时候代表着一种风向。

周省长点点头，没有睁眼：“老领导也是听了些风言风语，担心我们动作太猛，出乱子。”他沉默片刻，忽然自嘲地笑了笑，“有时候啊，想做点事情，比不做事要难上一万倍。不做事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；一做事，动了谁的奶酪，谁就要跳起来。”

他睁开眼，目光锐利地看向窗外：“你看看现在，兼并重组推不动，试点项目被唱衰，连我上次讲话里提到的‘容错机制’探索，也被有些人歪曲成‘鼓励犯错’！他们这是要把改革的路一条条堵死啊！”

我能感受到他话语里的疲惫和愤懑。这是一种孤军奋战的困境，仿佛四面八方都是无形的墙壁，你每前进一步，都要耗费巨大的心力去推开。

“省长，清河市那边……”我犹豫着，还是把小孙的话咽了回去，换了个说法，“工作组有最新消息吗？”

周省长摆摆手：“安置标准没有问题，是部分职工听信谣言，加上有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煽动。已经基本平息了。”他顿了顿，看向我，“致远，你记住，改革越是遇到阻力，我们越要沉住气。真理越辩越明，事实胜于雄辩。他们可以用流言蜚语干扰我们，但我们不能自乱阵脚。”

他的话像是在对我说，也像是在对他自己说。

然而，困境远未结束。几天后，一份来自北京某权威研究机构的调研报告副本，不知通过什么渠道，摆在了周省长的案头。报告的内容，是对全国几个省份国企改制情况的评估，其中提到了我们省，虽未点名，但字里行间隐晦地批评了“某些地区片面追求改制速度，忽视社会承受力和职工权益保障”的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