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夏在航母上的限制要求，变得异常敏锐、执着，甚至在某些细节上显得有些“斤斤计较”。

“诸位，关于航空母舰的定义，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具备飞行甲板的军舰，”顾维钧在一次相关的技术性讨论中，再次起身发言，他的语气平和，但措辞却极为精准且坚定，

“这涉及到其具体的吨位结构、机库容量、航空燃料携带量，以及最为关键的，其作战使命的界定。如果仅仅以排水量作为单一限制标准，而忽视其作为‘海上航空基地’的特殊功能属性，恐怕有失公允，也难以适应未来海军技术的发展。”

他引经据典，时而引用英国海军近年的一些试验数据，时而提及美国民间飞行家的一些跨洋飞行壮举所展示的航空潜力，论证飞机与海上平台结合所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变化。他的发言逻辑严密，却又在关键处巧妙地留下一些可供诠释的空间。

美国代表休斯起初有些疑惑，他觉得这位中国代表似乎在这些“细枝末节”上投入了过多的热情。在他以及许多美国海军官员看来，飞机固然有用，主要体现在侦察和有限的岸基防御上，但要取代巨舰重炮作为海战主宰，那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。

他甚至私下对助手评论：“顾博士是不是有点过于沉迷于这些新奇玩意儿了？他们的海军基础还很薄弱，更应该关注一些实际的问题。”

但顾维钧的论点听起来又似乎很有道理，是基于“技术公平”和“适应未来”的角度，这符合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。

而且，华夏已经在战列舰问题上做出了如此“巨大”的让步，在这些“次要”问题上给予他们一些表达意见的空间，似乎也无伤大雅，甚至可以作为对其“合作态度”的一种补偿。

因此，当顾维钧提出一些对航母吨位限制相对宽松、对其定义更具包容性的条款修改意见时，美方并未强烈反对，有时甚至觉得这些提议有其技术上的合理性。

英国代表张伯伦则更多地从政治平衡的角度考虑。他隐约觉得中国人在玩某种策略，但具体是什么，他又说不太清楚。

毕竟，皇家海军内部对于航母的未来也存在争议，传统的“大炮巨舰”主义者仍占据主流。他更多的精力被日本在战列舰问题上的顽固态度所牵制，斋藤实像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，在每一个百分点上都要激烈争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