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比之下，中国代表在这些“边缘”议题上的执着，虽然有点烦人，但似乎并不构成核心威胁。“或许，这是他们在缺乏传统主力舰的情况下，寻求一种非对称的补偿手段？”张伯伦这样揣测，但他并不认为这种补偿能在短期内改变力量对比。

为了不节外生枝，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拉拢中国，以制衡日本在远东过于咄咄逼人的态势，英方在某些航母相关的条款上，也采取了默许或者不置可否的态度。

而日本代表斋藤实，他的全部心神几乎都浸泡在与美英争夺战列舰吨位的泥潭里。每一点吨位，在他眼里都是帝国海军未来的脊梁，是国家荣耀的象征，是确保对华、对美战略优势的基石。

当他的助手，一位年轻的海军少佐，偶尔低声向他报告华夏代表又在航母定义问题上提出什么“奇怪”的提议时，斋藤实总是极其不耐烦地挥挥手，打断道：“够了！支那人就是喜欢在这些奇技淫巧上浪费时间！没有强大的战列舰，几艘能起降飞机的船，又能有什么用？难道能用飞机扔下的炸弹能击沉我们的‘长门’、‘陆奥’吗？简直是天方夜谭！不要让他们干扰了我们的主要目标！”

他那被战列舰吨位比例折磨得有些焦虑的脑子里，根本容不下这些“细枝末节”。他甚至觉得，华夏人越是把精力放在这上面，就越说明他们在真正的海军实力上的无能和不自信，这反而让他更加轻视。

这种基于固有认知和战略误判的轻视，恰恰是唐启和顾维钧精心计算，并极力诱使其深陷的陷阱。

会议在争吵、妥协、秘密磋商中一天天过去。华盛顿的秋意渐浓，街头的梧桐树叶已变得金黄。在华夏代表团下榻的酒店房间里，顾维钧时常工作到深夜。台灯的暖光笼罩着书桌，上面铺满了文件、电报稿和地图。

他仔细审阅着每一条涉及航母和海军航空兵的条款草案，字斟句酌，寻找着一切可以植入模糊性、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的表述。

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有时需要与对方代表反复争论，有时需要巧妙地利用美英与日本之间的矛盾，有时甚至需要做出一些无关痛痒的、技术性的让步，以换取在核心关键定义上的突破。

他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，这不仅是一场外交谈判，更是一场关乎国家未来命运的战略欺骗和布局。他想起唐启曾说过的另一段话，那话语带着一种穿越者特有的沧桑与笃定：“老顾啊，你不晓得，未来的海洋，肯定不会是航母的天下，是舰载机的天下。那些看起来威猛的战列舰，迟早要变成漂浮的铁棺材。我们现在忍一时之痛，放弃一些看似光鲜的东西，是为了给子孙后代，挣下一片真正能制霸海洋的家当！这个过程很煎熬，像是在黑暗里走路，但我们晓得光在哪个方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