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政策研究室那间充满纸张和墨水味道的办公室，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

窗外的梧桐树叶沙沙作响，阳光透过枝叶缝隙洒下斑驳光影。一切都和离开时一样，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我的背包里装着的不再是寻常的调研资料，而是一份沉甸甸的、几乎要灼伤我良知的真相。

王伯年老师正在泡茶，看见我进来，推了推眼镜：“回来了？清河县那边怎么样？”

我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默默地将那份手写的《农民负担调查》初稿放在他桌上。厚厚一叠稿纸，边缘因为反复翻阅已经有些卷曲。

王老师没有急着看报告，而是先给我倒了杯茶：“先喝口水，慢慢说。看你这一脸凝重的样子，像是去前线打仗回来了。”

我苦笑着接过茶杯，水温透过瓷壁传到掌心，却驱不散心头的寒意。

“王老师，”我深吸一口气，“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得多。”

于是，我讲起了李老栓一家如何为了缴纳集资款卖掉来年的稻种，讲起了张寡妇家里那个空了一半的米缸，讲起了孩子们在漏雨的教室里冻得通红的小手，讲起了吴县长那套“阵痛论”的说辞。

王老师静静地听着，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。当我讲到与县领导的争论时，他的眉头微微蹙起。

“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。”他沉吟道，“但你要知道，在基层工作，有时候光有锐气是不够的。”

说完，他终于拿起那份报告，一页页仔细翻阅起来。

办公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声音和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我紧张地注视着王老师的表情，就像等待审判的囚徒。

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，看到关键处时，甚至会停下来，摘下眼镜，用力揉着眉心。

“这些数据都核实过了？”他突然问道。

“每一个数字我都反复核对过，还找了不同村的村民交叉验证。”我肯定地说。

王老师长叹一声，将报告轻轻放回桌上：“致远啊，你这份报告，写得很好，也很不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