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愣住了：“老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好，是因为你抓住了真问题，数据详实，分析到位。不好，”他顿了顿，目光复杂地看着我，“是因为你太直白了，像一把没装鞘的刀，会伤人也伤己。”

他指着报告中的一段：“你看这里，你直接质疑基层政府的执政理念，说'这种以牺牲农民基本生活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'。话是对的，但这么说，等于直接打脸了整个清河县的领导班子。”

“可这是事实啊！”我不服气地说。

“事实也要讲究表达方式。”王老师摇摇头，“在机关里待了这么多年，你还没明白吗？有些真相，需要裹着糖衣才能送出去。直来直去，最后只能碰一鼻子灰。”

他拿起红笔，在报告上圈圈画画：“这里，语气要缓和一些，用'建议'代替'必须'。这里，加上'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'这样的前提。这里......”

我看着他在我的报告上修改，心里五味杂陈。那些被修改的地方，正是我最想大声疾呼的内容。

“老师，这样改下去，报告还有力度吗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
“力度不是靠语气激烈来体现的。”王老师头也不抬，“而是要找准要害，用他们无法反驳的事实和数据说话。你要学会用体制内的语言，来说你想说的话。”

他修改得很慢，很仔细。有时会停下来，问我某个数据的来源；有时会沉思良久，斟酌一个更合适的用词。

“这个地方，”他指着关于农民负担比例的那段，“不要直接说'负担过重'，改成'负担水平较高，建议重新评估农民的承受能力'。意思一样，但听起来就顺耳多了。”

我默默记下，心里却在想：为什么真相总要打扮得如此委婉？

修改到报告后半部分时，王老师的动作突然停住了。他盯着关于“三提五统”资金使用不透明的那一段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“这一段......”他欲言又止。

“这一段怎么了？这都是村民们亲口说的，集资款收了，但路还是那条烂路，学校还是那所破学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