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老师放下笔，深深地看着我：“致远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在质疑整个基层财政管理体系。'三提五统'的使用问题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”

“可是问题明明就存在啊！”我激动地说，“如果因为牵涉面广就不去碰，那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！”

办公室陷入沉默。窗外的天色不知何时暗了下来，乌云正在聚集，一场夏日的雷雨即将来临。

王老师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望着阴沉沉的天空。他的背影显得有些佝偻，这个在政策研究室待了大半辈子的老知识分子，此刻仿佛承载着整个房间的重量。

“二十年前，我也写过这样的报告。”他突然开口，声音里带着回忆的沧桑，“那时候我比你还要激进，指着领导的鼻子说他们不了解民间疾苦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？”他转过身，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，“报告被压下了，我在研究室多坐了五年冷板凳。直到我学会了怎么说话，怎么写报告。”

雷声从远方传来，闷闷的，像是压抑的怒吼。

“那您后悔吗？”我问。

“后悔？”他摇摇头，“不后悔。但我学会了，想要改变什么，先要保住说话的权利。如果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再正确的道理又有什么用？”

他走回桌前，重新拿起那份报告：“这份报告，我们要交上去。但要以一种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。这不是妥协，这是策略。”

雨点开始敲打窗户，噼里啪啦，像是无数个质问。

我看着在灯下认真修改报告的王老师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理想主义不是横冲直撞，而是在认清现实之后，依然选择迂回前行。

这份报告确实很沉重，不仅因为它承载着清河县农民的希望，更因为它让我懂得了：在官场，真相需要智慧来护送，理想需要耐心来滋养。

而这一切，才刚刚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