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……依您的意思？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。

张主任拿起报告，又快速翻了几下，然后抽出其中几页涉及具体冲突事件和尖锐批评的章节，重重地拍在桌上：“这些，尤其是牵牛冲突、孩子辍学这些极具煽动性的例子，必须删掉！还有这些对现行政策带有质疑意味的论述，统统要修改！报告的重点，应该放在肯定基层干部工作不易、反映客观困难、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、符合当前政策框架的建议上！”

他看着我的眼睛，语气不容置疑：“拿回去，按照我说的，重新修改！打磨好了再给我看！”

我看着那几页被单独拎出来、仿佛带着“原罪”的纸张，那上面记录的，是我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的最真实、也最刺痛人心的现实。删掉它们，这份报告还有什么灵魂？还有什么力量？

一股热血涌上头顶，我几乎要脱口而出进行反驳。

但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处里另一位副处长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，笑着跟张主任打招呼。

张主任立刻换上了一副和煦的笑容，仿佛刚才的严肃和凝重从未出现过。他接过文件，随口应付着。

我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个被张主任重新合上、放在桌角的文件袋，以及那几页被单独“判处死刑”的稿纸，内心充满了巨大的失落和挣扎。

是坚持那份不合时宜的“真实”，还是听从“生存智慧”的指引，将棱角磨平，变成一份安全的、不会惹麻烦的“官样文章”？

“还愣着干什么？”张主任处理完手头的事，见我还站着，挥了挥手，“拿回去好好修改！年轻人，要懂得听取意见！”

我默默地走上前，拿起那个变得无比沉重的文件袋，以及那几页被剥离出来的“血肉”，转身离开了主任办公室。

身后的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仿佛不是交出了一份报告，而是亲手扼杀了一段不容于世的真实。走廊里空旷而安静，我的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，也格外孤独。

这份浸透着我的心血和良知报告，它的命运，从递交的这一刻起，似乎就已经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。

而我，又该何去何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