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像省政府大院里的那棵老槐树，叶子绿了又黄，黄了又落，仿佛只是几个眨眼，距离我递交那份被张主任要求“大修”的报告，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。

这一个月，我过得极其煎熬。

那份被抽走了“血肉”、只剩下干巴巴数据和框架的修改稿，我最终还是没有交上去。并非出于多么崇高的反抗精神，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抵触——每当我想起要亲手阉割掉那些凝聚着底层血泪的案例，想起狗娃那双渴望上学却充满茫然的眼睛，我的笔就重若千钧，无法落下。

我将原报告和修改要求一起，锁进了宿舍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，仿佛这样就能将那份不甘和挣扎也一并封存。我试图让自己重新融入政策研究室那种按部就班、不温不火的工作节奏中去。每天按时上下班，参加不痛不痒的会议，处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，跟着老张学习如何把一篇原本观点鲜明的汇报材料，打磨得四平八稳、滴水不漏。

我甚至开始学着像其他同事一样，在上班时间偶尔聊聊闲天，关心一下食堂中午吃什么，或者对报纸上的某个社会新闻发表几句不咸不淡的评论。我努力扮演着一个“成熟”、“懂事”的年轻干部角色。

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内心深处那团由清河县之行点燃的火焰，并未熄灭，只是被强行压抑着，偶尔在夜深人静时，会猛地窜起，灼烧着我的五脏六腑。

我时常会下意识地留意张主任的动向，留意处里乃至室里的文件流转和信息动态。我像一个等待判决的囚徒，既害怕听到那个最终的结果，又隐隐期盼着能有一丝微弱的回响。

然而，什么都没有。

那份我呕心沥血、寄托了无限希望的报告，就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，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激起，就悄无声息地沉入了官僚体制那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。没有人再提起它，没有人询问修改的进度，仿佛它从未存在过。

这种彻底的、被无视的静默，比严厉的批评更让人感到窒息和绝望。

这天下午，处里没什么紧急任务，老张端着泡满枸杞的茶杯，踱到我的办公桌旁，随手拿起我桌上的一份内部刊物翻看着。

“最近没什么动静啊，致远。”他看似随意地开口，眼睛却从刊物上方瞟了我一眼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知道他指的是什么。我勉强笑了笑，含糊地应道：“嗯，没什么事。”

老张放下刊物，压低了些声音：“你那报告……后来改了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