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副秘书长放下报告，摘下老花镜，揉了揉眉心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带着一种审视的意味，但并不让人感到压迫。

“这份报告，是你写的？”他开口问道，声音平缓。

“是的，秘书长。是我上次去清河县调研后写的。”我如实回答。

“嗯。”他点了点头，手指在报告封面上轻轻敲了敲，“报告我看了。写得……很详细，也很敢写。”

我的心提了起来。“很敢写”这三个字，是褒是贬？

他没有等我回应，继续问道：“里面提到的这些数据，比如农民负担占收入的比例，还有那个叫……狗娃的孩子辍学的情况，都核实过了吗？”

“核实过了！”我立刻挺直了腰板，语气肯定，“数据是我走访了三个行政村，抽样五十户农户后计算出来的。狗娃的情况也是我亲眼所见，还和他的父亲、村支书都核实过。”提到这些具体的情况，我的语气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丝激动。

周副秘书长静静地听着，脸上依旧看不出什么情绪变化。他沉吟了片刻，才缓缓说道：“基层的情况，确实比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想象的要复杂，也……要艰难得多。你能深入下去，看到这些问题，并且有勇气把它写出来，这一点，很好。”

我愣住了，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。很好？张主任可是把这报告批得一无是处啊！

看到我脸上难以置信的表情，周副秘书长微微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理解，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无奈：“怎么？觉得很意外？是不是有人告诉你，这种报告不合时宜，容易‘影响稳定’？”

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不该把张主任的话说出来。

周副秘书长摆了摆手，似乎并不需要我的答案：“下面有下面的难处，有他们的考虑角度，这很正常。怕担责任，怕惹麻烦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这种心态在很多地方都存在。”

他话锋一转，语气变得严肃起来：“但是，我们不能因为怕这怕那，就闭上眼睛，捂住耳朵！如果连真实情况都不敢面对，都不敢反映，那我们制定政策依据什么？靠想象吗？靠下面报上来那些四平八稳、歌功颂德的材料吗？”

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，敲打在我的心上。我感到一股热流从心底涌起，鼻子有些发酸。这么多天来的委屈、迷茫和压抑，仿佛在这一刻找到了宣泄的出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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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秘书长，我……”我的声音有些哽咽。

周副秘书长示意我平静，他重新拿起报告，翻到其中几页，指着上面我用红笔标出的、关于具体冲突案例和尖锐批评的部分：“不过，致远同志啊，有勇气，有责任心，是好事。但如何表达这份勇气和责任，同样需要智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