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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回到座位，拿起电话，拨通了清河乡政府的号码。接电话的正好是乡党委秘书小刘。

“刘秘书，你好，我是省政策研究室的林致远。”

“哎呀，林干部！您好您好！报告收到了吗？我们书记还一直惦记着，说感谢省里领导的关心呢！”小刘的声音热情洋溢。

“收到了，领导正在看。”我顿了顿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自然，“关于河口村村民张大河反映的那个农业税附加款和统筹款的问题，还请乡里再认真核实一下，如果确实存在困难户，看看能不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给予适当的关照。”

我没有提报告被修改的事，也没有能力去推翻既定的摊派。我只能用这种含糊的、近乎于请求的方式，试图为张大河争取一丝微不足道的可能。

小刘在电话那头连声答应：“好的好的，林干部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核实，一定关心！感谢您对我们基层工作的支持和理解！”

挂掉电话，我听出了他语气里的敷衍。或许，他转头就会把这件事忘在脑后。或许，张大河家的困境，依旧无人问津。

这一刻，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在庞大的体制机器面前，个人的力量和信念，是多么的渺小和可笑。所谓的“为民请命”，在现实的重压下，往往第一步，就是学会如何“安全”地说话。

妥协，是这堂课的入门学费。而我，刚刚交出了我的第一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