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卢公，诸位，”他的声音依旧平和，带着一种能安抚躁动的奇特力量，“诸公所虑，皆乃老成谋国之言，切中要害。此事之难，确如移山填海。”

他先肯定了大家的担忧，随即话锋一转，指向了案上那些令人头疼的数据和草案：“然则，正因为其难，才更需抽丝剥茧，厘定先后，明确主次，以制度设计，弥补人力之不足，防范人性之贪婪。”

他首先拿起那份关于“限田令”限额的草案：“关于限额，彧以为，或可不必追求一步到位，划定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额。或可参考各州郡人均垦田数、土地肥瘠、以及当地豪强占地之普遍情况，划定一个浮动区间。例如，在地广人稀之边郡，限额可略高；在人口稠密、兼并严重之中原腹地，限额则需从严。此为一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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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其二，”他拿起那枚记录着田亩数据的简牍，“关于清查田亩，全面铺开，确实力有未逮，且易打草惊蛇。或可……先从‘新垦’与‘交易’入手。”

“哦？文若此言何解？”卢植精神一振，连忙追问。

“即在推行限田令之后，规定所有新开垦的荒地，必须严格登记在册，且不得超出该户限额。同时，所有田宅交易，必须经官府认证，交易价格、亩数需记录详实，且买方购田后，其名下总田亩亦不得超出限额。如此，虽不能立刻厘清旧账，却可牢牢锁死土地兼并的增量，并逐步通过交易登记，倒逼存量土地的显形。此乃‘锁增量，逼存量’之策。”

荀彧此言一出，卢植眼中顿时爆发出精光！妙啊！这等于是在不立刻掀桌子的前提下，给土地兼并这头猛兽套上了笼头，虽然无法立刻驯服，却能让它再也无法肆意长大！

“那……那对于超出限额的旧有田产，又当如何？”老律法吏急忙问道。

“课以累进重税。”荀彧毫不犹豫地回答，“并非要立刻夺其田，而是让其持有超额土地的成本，变得极其高昂，高到无利可图，甚至成为负担。如此一来，拥有大量土地的豪强，为了规避重税，只有几条路可走：要么，主动拆分土地，假托亲友之名（但此法受限于我们之前规定的交易和新垦限制，风险增大）；要么，将部分土地出售（同样受交易限制）；要么，接受朝廷的‘赎买’——当然，赎买价格不可能按市价，而是按一个较低的、象征性的官价。其目的，非为夺田，而在逼其放田。”

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同时，可配合‘首告’之法，鼓励知情人检举隐匿田产、诡名挟佃者，查实则重赏，并对违规者施以严惩。如此，软（重税）硬（严惩）兼施，方可见效。”

这一套组合拳下来，逻辑清晰，环环相扣，既考虑了现实阻力，又指明了操作路径，让在场众人都有种豁然开朗之感。

“那‘假民公田’呢？”负责算学的官吏迫不及待地问，他已被荀彧的思路深深吸引。